清末民初蘇州城市地圖的演變與城市空間的變遷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前言

地圖的利用需要注意兩個面向，一是地圖所呈現的知識是一種人為的建構，並非是無心之過，也不僅是簡單的複製。而地圖的建構涉及繪圖者的意圖，可能是政治的、社會的或文化的目的，如官方的行政需求，或民間的實用需求，或是軍方的軍事目的，甚至可能成為商品而為了商業利益，所以所有的地圖勢必不可避免地必然呈現了作者的成見、偏見與徇私。在這樣的情況下，地圖的形成既然都有繪圖者的主觀意圖，必然會呈現某方面的偏重，地圖中有什麼東西被關注而繪入，什麼東西不被重視而不繪入，這可以從圖標看出，而背後都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最後，地圖會呈現出的具體形狀，以及繪圖的顏色、方位和符號，都可說是政治文化的產物，如同以一種微妙的語言來傳達某種意義。誠如葉凱蒂研究上海地圖時所指出：「上海地圖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表現『客觀的事實』，而是利用『客觀的事實』來製造某一種『事實』，闡述某一種觀點。」¹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完全抹滅地圖也會呈現出地形、地物、地景與名稱上的『客觀事實』，不同時代的地圖，多少也能反映出同一地點在不同時間的客觀變化。就以城市發展的歷史為例，舉凡街道路名的更新、公門衙署的興衰等等，甚至是住宅密度的情形，都可以在城市地圖上看到蛛絲馬跡。不僅如此，城市地圖更提供城市史研究更清晰的空間概念，喚起我們在研究城市史時注意的不只是時間的變化，還提醒城市史研究者要注意到空間對城市住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本文以蘇州的城市地圖為例，嘗試透過上述的兩個角度來作分析。之所以選擇蘇州，是因為蘇州城市的古地圖有長久的傳統。蘇州城早自南宋紹定二年(1229)就有刻石的《平江圖》傳世，至今已近八百年，可說是世界上年代較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地圖。之後，陸陸續續都有新繪的城市地圖問世。蘇州的城市地圖近年來已有蘇州的古吳軒出版將之集結出版，命名為《蘇州古城地圖集》（2004），內容豐富，蒐錄了自《平江圖》至1949年的各類蘇州城市地圖共十九幅。此外，本文還利用了多幅蘇州城市圖是前書未蒐者，包括劉鎮偉主編的《中國古地圖精選》(1995)蒐錄有一幅蘇州巡警用圖，日本出版的《中國大陸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地圖集成》²有一幅軍事測繪的蘇州城市地圖，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又收藏了另一幅蘇州城市圖，再加上方志裡的蘇州城市圖。首先以繪圖者的意圖與地圖的性質，將清代的蘇州城市圖分為兩大類作討論。

輿圖與權威：清代官方繪製的蘇州城圖

傳統時期稱地圖為「輿圖」，只有官方可以繪製。在清代，中央政府由兵部的職方清吏司主事負責「掌天下輿圖」，測繪輿圖通常有官役人實地測繪。此外，內務府造辦處下也有專門蒐藏輿圖的機構。³傳統時期城牆圍繞的城市，是官衙的所在地，也是統治者所在的象徵。城市輿圖的繪製也是由官方開始的。

圖1：乾隆十年到十三年之間(1745-1748)所繪的《姑蘇城圖》

清代現存年代最早、最完整的蘇州城市圖，是乾隆十年(1745)蘇州知府傅椿主持繪製，由畫家徐揚於乾隆八到十三年(1743-1748)之間，以候選主簿身份參與傅椿主持的《蘇州府志》編纂工作所繪的《姑蘇城圖》（圖１）。⁴此圖所繪內容非常詳盡，正如傅椿題識中所說：「凡雉堞之繚繞，河派之縱橫，祠廟之雲連，廨署之棋布，衢路之柔延，閭巷之輻湊，台榭之參差，田園之秀錯」，俱現於尺幅之中，尤其是街巷的注記極為詳盡，再如橋樑、寺廟、祠堂、衙署、倉庫、城門、營寨、學校、園林與會館等等，也都繪入。之所以繪製此圖的動機，傅椿題識云：「舉斯城之盛平景象，瞭如指掌，一覽無遺，爰付剞劂，以公同志。」顯然，這幅城市圖是為了強調太平盛世與展示官員的治績。

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還有兩張蘇州城市圖出現，雖然繪圖者身份不詳，但可以推測是官方所繪。其一是圖2《蘇城地理圖》，繪製的年代，據學者考證應在同治三年到十二年之間(1864-1873)。另一圖3《蘇城廂圖》，推測繪製年代，應在光緒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間(1888-1903)。⁵雖然圖2、3都沒有注明繪圖者，但比較圖1、圖2、圖3後可以發現，三者明顯是有共同的傳統，尤其是後兩圖，雖然圖3有計里劃方的傳統方法，而前者並無，但是從二圖註記的內容來看，差異不大，主要是道路、水道、橋樑、公署建置與重要的古蹟建築，並沒有畫出民房或田地，推測是官方所繪之地圖。再對照蘇州地方志的附圖（圖4），雖然精粗之不同，但是繪圖的重點差異不大，都是水道、街道寺廟與公署等官方建置為主。雖然在內容上沒有圖1來得詳細，但是大體上變化不大，不但主要街道沒有變動，也沒有出現明顯地新的建築物，在視覺上仍是給人一種太平盛世的感覺。

圖2、3這兩個圖都是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後所繪製的地圖，但是戰爭對城市的摧殘似乎在這兩張地圖上並未留下太多的痕跡。有趣的是，圖2上有用不同的顏色的字體另加注古蹟名勝，主要是吳王與張士誠的遺跡，這顯然是蒐藏者所為。如東南城門「井門」旁，有附註云：「一名封門，……徐中山破張士誠從此門入」；「王廢基」旁有附註：「張士誠偽府」；甫橋南到西街旁有附註：「此處乃十倉夫所居，張士誠事危時，應募死難之士」；閶門旁有云：「明常開平破張士誠由此門入」。有關吳王的附註也很多，如接駕橋有註：「吳王屈駕於此，又名屈駕橋」；臨頓路有註：「吳王頓軍於此」；鶴舞橋有註：「吳王夫差葬女有鶴舞於此」。這可能與十九世紀下半葉蘇州士人有感於城市繁榮不再，遂極力想建構一種歷史記憶，進而強化城市住民的認同有關。

 

圖2：同治前期(1864-1873)所繪之《蘇城地理圖》


圖3：光緒中期(1888-1903)所繪之《蘇州城廂圖》
 

圖4：方志中的蘇州城圖

民間的觀點：清末民間繪製的蘇州城圖

十九世紀下半葉，蘇州出現了一批與上述官方地圖完全不同繪製方法的城市圖。圖5的《蘇州城圖》有款署指出此圖成於光緒六年(1880)。圖6《姑蘇城圖》繪製時間估計是在光緒七年(1881)左右。圖7《蘇城全圖》中有「洋關」而無「火車站」，所以繪圖的時間應該是在蘇州開埠建關至滬寧鐵路通車之間。估計繪於光緒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1896-1906)之間。⁶

圖5：光緒六年(1880)所繪之《蘇州城圖》

圖5、6、7這三張圖呈現了蘇州古地圖的另一種傳統，就是民間繪製的城市地圖。圖5《蘇州城圖》款署有云：「於吳門藍石齋仿跡繪圖，江右聶馨山畫」，所謂的「吳門藍石齋」應該就是蘇州民間的出版商，所以此圖是民間繪製的城市地圖。圖5的特色是少見的彩色地圖，其中的立體形圖像用手工上色，十分醒目。這樣的畫法，一直延續到圖7。圖7的特色是第一次將城外的部分，特別是閶門外畫入地圖中。

《蘇州城圖》款署又稱「仿跡繪圖」，可見此乃仿本，這些民間所繪的城市圖可能還有一個最早的官方製圖底本。例如日本十七世紀下半葉地圖大量出版，無論是旅行地圖或市街圖，大都是以官方的繪本為底本，再添加或改繪。以官方製作的地圖為底本，確實使民間市場上的地圖質量全面提升。⁷從這三張圖看不出是以那一張官方製圖為底本。但是從最早的圖5中有劃分注明方向和編有序號的許多「圖」，顯示是傳統城市「都圖制」的體現，目的是在於指示一定的界域，對私有制度下的土地、房產所有權的界定，有重要的作用。⁸而這種都圖制本是城市內行政區畫的一種單位，既然在民間所繪的地圖上標記出來，顯示此類圖可能是以官方製圖為底本。

此三圖與官方所繪的傳統城市圖有許多不同之處：在外觀上，官方的蘇州城圖是近似方正的圖，而這三圖將蘇州城畫成長方形。就繪圖的內容而言，此三圖也遠比官方地圖更為豐富，舉凡城內的河道、橋樑、街巷、衙署、倉廩、書院、寺廟等皆入圖中，城內的田地也有記號。雖然缺乏精確的比例，圖例亦不規則，但是卻較能反映出城市景觀的變化。圖中標記的地名往往可以與歷史相驗證，例如圖6中標有26座土墩，城西多於城東。這些土墩是在「咸豐兵燹」時燒毀的房屋廢墟，經清理後堆成高達七至十公尺的土墩。圖7中土墩只剩下10座，大概因為部份已夷為平地了。

又例如西洋人的教堂與建築，在此三圖中都有標記。蘇州開始出現洋式教堂是在光緒七年(1881)，美國監理會教士潘慎文（A. P. Parker）在天賜莊折桂橋弄口謀得土地，始建洋式教堂一座，起名首堂。⁹從圖5中可以看到「耶穌教大美國洋房潘寓所」、「美國耶穌教堂」；圖6有「美國耶穌教堂洋房」、「美國醫院」、「美國義學堂」、「女學堂」、「美國耶穌教堂洋房」、「美國洋房」、「天主堂」；圖7上可以看到「美國博習書院」、「美國博習醫院」、「英國耶穌堂」、「耶穌教女學堂」、「美國耶穌長老公司洋房」、「耶穌教堂」、「禮拜堂」、「天主堂」等八座洋式建築，其中前四個都聚集在天賜莊，形成一個教會區。1903年教會學校東吳大學的「林堂」等洋式校舍。也在此附近建造。

明清時期的城市地圖只有官方士大夫可以繪製，這是官府的權威，所以在明清時期幾乎沒有看到民間私自繪製的城市地圖。有時地方的士大夫在城市地圖中，加入了地方歷史的記憶與想像，例如關於張士誠等史跡的標記。相對地，民間的城市地圖與官方所繪的城市地圖，因為目的不同，所以內容上也有很大的差異。明清傳統的城市地圖，所繪製的地標，通常是以建置的官署為主，很少將民間的建物繪入。而民間的城市地圖雖然所繪的建築物比例不對，方位也不精準，但是卻可以看到圖內標注的地點或建物更加多元化，除了新式的建置以外，還包括外國人的建置，更可以看到城市景觀的變化。

圖6：同光年間(1872-1881)所繪之《姑蘇城圖》

圖7：光緒末年(1896-1906)所繪之《蘇城全圖》
 

地圖學者咸認為專門化比較小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較小，這種比較不疏離的社會成員所繪製的地圖，雖然不複雜，但是只有具權力者才能讀取地圖知識。而社會分化愈深的社會裡，繪製地圖也就愈複雜。¹⁰從蘇州的例子也說明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因為社會分化愈深，官方所繪的蘇州城市圖已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民間的繪製的地圖油然而生。

新測地圖的普及：清末民初新測繪製的城市圖

官方所繪製的蘇州城市地圖，到了清末在使用上也不符合現實。所以，清末至民初還有一類新地圖出現，原本是為了巡警所用的城市圖，後來卻逐漸走向大眾化。

圖8《蘇州城廂內外全圖》未標作者與成圖時間，由於圖上未標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創辦的「蘇州中西學堂」、「蘇城中西三等公學」等，表明此圖繪於此年以前。又圖上標有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建的「正誼書院」，說明此圖繪於此年以後。此圖墨印後用紅簽標出分區各段巡員的姓名，極為詳細。¹¹此時蘇州負責治安巡邏的是蘇省保甲總局，當時尚未成立警察機構。

此圖與圖2、3的官方地圖又有些許的不同，可能為了巡邏之用，所以比起之前的官方地圖更具實用性，而且將城外的街道都繪入圖中，尤其是西北閶門與東南盤門外的街道最為詳盡。

這樣的地圖到了光緒末又有新版本，圖9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所繪，由上海蔚文公司印行的《蘇州巡警分區全圖》。此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第一，它反映清末新政在地方實施的情況。清末實施新政，作為江蘇省會的蘇州，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將原來蘇省保甲總局改設為蘇省警察總局，下轄七路總察分局。到光緒三十二年(1907)時，蘇省警察總局又改名為蘇省巡警總局，原總察分局改名為巡警分局。¹²圖中有〈跋〉文提到重繪此圖的原因：

《蘇郡城廂輿圖》流行既久，惟方里間有歧誤，巡警受持之區，遂無由辨別。

由此可知，此圖為因應巡警的設立與需要，而重新繪製的地圖。從圖中還可以看到許多新政設立的機構位置，如城西北的電報局、城西南的巡警總局、城南的師範學堂與高等學堂等、城東南的公立學塘堂與東吳學堂、城外的陸軍學堂與新軍營房等。

其次，就地圖繪製的技術而言，晚清蘇州已經有實測輿圖的機構，而且主要是為軍事政需要服務。¹³圖9是清末第一張用現代測量方法經實測後繪製的蘇州古城地圖，而且也是第一張用黃紫紅綠四色套印的彩色地圖，為其後各圖所仿照。

圖8：同光年間(1873-1898)所繪之《蘇州城廂內外全圖》

圖9：光緒三十四年(1908)所繪的《蘇州巡警分區全圖》
 

再者，就繪製的空間而言，此圖將蘇州城墻以外的部份畫得相當經精細的一張，較圖8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閶門外到虎邱的一帶，其它城門亦然。顯示此時的行政組織，已將過去傳統城外關廂地帶，畫入市的行政範圍。包括環城西邊到南邊的大馬路，也繪入圖中。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張之洞的主導下，開始在蘇州城外修築大馬路，並計畫在此馬路沿線發展工業來反制當時將在蘇州設立租界的日本。以後蘇州的新式工廠，有不少就是建立在此道路的沿線。¹⁴

圖10：民國三年(1914)《新測蘇州城鄉廂明細全圖》
圖11：民國初年(1913-1917)《蘇州府城之圖》
 

此圖及其後的地圖，開始有民間人士繪製，並且公開大量出版與出售。民國以後公開出版的蘇州古城的地圖，大都承襲《蘇州巡警分區全圖》，沒有太大的變動，只是在地名上會按當時名稱如實注記。如圖10《新測蘇州城鄉廂明細全圖》為民國三年(1914) 吳振麟所繪，蘇州圖書總匯處印行。繪圖者吳振麟在圖上段文字說明指出：

地理一科，最關緊要。鄉土地輿又研究地理學者之第一門徑。蘇州城廂內外向無明晰輿圖，流行於世者，惟《蘇城全圖》暨《巡警分區圖》兩種，街巷既多遺漏，方里復有歧誤，溯自民國肇造，官衙局所名稱屢經改易，巡警區域亦復變更，原有輿圖殊不適用。蘇城各書業愁焉憂之，因就商於余，余乃勉為之糾正重繪，聊以答諸君子之熱心鄉土，倘謂為補助警界、便利旅人，則我豈敢。

其所謂的《巡警分區圖》應該就是圖9《蘇州巡警分區全圖》。由此可知，圖9的影響力之大。此圖出版主要因為經民國建立後的當時蘇州，已非江蘇省會，清代的機關多已裁撤或更名，所以需要重繪。

圖11《蘇州府城之圖》繪製者不詳，據推測此圖繪製時間應當在民國二年到六年之間(1913-1917)，可能也是據圖8《蘇州巡警分區全圖》為底本，再增改地名。¹⁵圖10、11二圖年代相近，內容也相近，共同的一項特點是首次將城南青陽地的日本租界與公共租界繪入的地圖。光緒二十三年(1897)根據中日馬關條約，蘇州城南青陽地設立日本租界以及公共租界。不過，兩圖雖有標注租界，但卻未精準地畫出租界的範圍。

地圖商品化：遊導地圖與城市空間的擴大

民國以後蘇州坊間出現大量印刷出版的城市地圖，而且頻繁再版，例如圖12到圖16這組地圖，反映了1920年代以後，蘇州逐漸成為文化古都與旅遊城市的特點。

1920年代中國出現了現代旅行社。原隸屬於上海銀行旅行部的中國旅行社，於民國17年(1928)成立。¹⁶中國旅行社的業務包含幫人規劃旅程，且開始有各埠代理、車船客票、旅行支票與先期策畫等業務。¹⁷中國旅行社推出許多套裝行程的旅行團，目的地多是以江南地區及其附近的風景區為主，如西湖遊覽團、富春江旅行團、無錫觀湖團、黃山春游團與雁蕩山春游團等等。¹⁸鐵路局則推出江南城市的套裝旅遊，如滬吳嘉三角週覽旅行，廣告上聲稱：「是欣賞蘇嘉鐵路沿線風景最精妙的計畫，是遊覽蘇州嘉興名勝古蹟最經濟的方法」。¹⁹這些行程幾乎都是以上海為出發點，顯示這些新式的旅遊行程的消費群，主要是大上海的中產階級。²⁰

中國旅行社曾發行旅遊的專業報刊《旅行雜誌》，從《旅行雜誌》中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蘇州城市附近旅遊的介紹。在該雜誌的發刊號中，就有〈蘇州遊程〉，內容如下這個看似規劃的行程中，可以看到所遊玩的景點，多是歷史古蹟或早在明清時期既已聞名的地點，如虎邱山、劍池古蹟、陸羽石井、望蘇臺、玄妙觀、天平山、留園、西園等等。²¹不只是旅遊行程，就連地圖與旅遊手冊的介紹，也是以古蹟為主。

圖12：民國十年(1920)《最新蘇州城廂明細全圖》

圖13：民國十六年(1927)《最新蘇州市全圖》

約當同時，蘇州印行的地圖也呈現出旅遊導覽的功能。例如圖12為民國10年(1921)印製，由陳希東繪製的《最新蘇州城廂明細全圖》中，除了學校、工廠以外，凡是名勝、園林都有名顯地標注。陳希東並撰有〈圖序〉云：

吳中山明水秀，風雅之地也。……不特此也，以言名勝，如葑溪采蓮、鄧尉探海、靈岩避暑、石湖玩月、此固其尤著者；他若寒山、虎丘、范墳、玄墓諸地亦足以供人游覽而怡人性情者。至於旅社之清潔，綵輿、畫舫之便捷，尤令行人來此者有賓至如歸之樂。倘我蘇人注意自治，闢道路以利交通，崇實業以惠民生，則蘇州之前途正未可量也。

顯然繪此圖者的用意，有相當程度是為了推廣旅遊業，以及推銷當地的旅遊名勝，而他所提到的旅遊名勝幾乎都是古蹟。該圖還把閶門外到虎邱與楓橋一帶的景點也繪入。

民國16年(1927)以後，蘇州的小說林出版社與文怡書局陸續出版過由高元宰編繪的蘇州地圖。如圖13命名為高元宰所編繪的《最新蘇州市全圖》，係因民國十六年江蘇省政府決定籌備建市，次年市政府正式成立，但到十九年市政府又撤銷了。該圖還有一大特色，就是不只把城郊閶門外的景點繪入，甚至在圖西南角附有城外太湖風景區的名勝縮圖，此後的圖14、15、16基本沿用此圖的方法。

圖14同為高元宰所繪，為民國十七年(1928)初版、三十二年(1943)年再版之《最新蘇州遊覽地圖》。該圖下端列有蘇州二十處的古蹟名勝介紹，包括了皇廢基公園、留園、西園（留園西部）、北塔寺、獅子林、拙政園、玄妙觀、安徽會館（一名蕙蔭園，原名洽隱園）、汪園（環秀山莊）、滄浪亭、虎邱山、怡園、寒山寺、天平山、寶帶橋、靈巖山、石湖、上方山、穹窿山與鄧尉山。除了皇廢基公園以外，幾乎清一色地都是明清時期留下來的古蹟。這說明了蘇州吸引遊客的特點，就是傳統文化的遺留，而蘇州也成了傳統文化的象徵。圖15也是由高元宰編繪，由蘇州文怡書局發行的城市地圖甚至還有風景圖片，並附有《遊覽指南》。圖16為蘇州大公書局所發行的《最新蘇州地圖》，圖中還新加有「江浙遊覽區全圖」，並注明「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

至此可知，到了民國以後，蘇州的城市圖呈現出繪圖權力的轉移與商品化的傾向。隨著民間可以出版城市地圖，所以地圖本身也是一種商品或消費品，而且競爭激烈，往往標謗「新」、「最新」或「最近」，實則是互相抄襲，編繪者其實並無能力作大規模的實測。

民國時期出版的蘇州城市地圖，最大的功能就是介紹蘇州的旅遊名勝，再從當時閱讀蘇州地圖的記錄，也可以証明蘇州城市地圖的功能。在此同時，遊覽地圖卻呈現了另一個重要的趨勢，即城市空間感的擴大。民國以後的蘇州城市圖，逐漸把虎邱與太湖區都納入了旅遊地圖中，無論本地人或大外遊客，看到這類城市地圖，視野已不再只局限於城內，旅遊「蘇州」不再只是遊覽城內景點而已，更擴大到城郊與太湖風景區，如此一來顯然擴大了城市的空間感。

圖14：1928年初版、1943年再版之《最近蘇州遊覽地圖》

圖15：民國二十年(1931)《蘇州新地圖》

圖16：民國三十八年(1949)《最新蘇州地圖》

日本人與汪偽政權所繪之蘇州地圖

日本人向來對中國有濃厚的興趣，民國以後可以看到多幅日人所繪的蘇州地圖。圖17為民國三年(1914)日本陸地測繪部（即參謀總部）的江蘇陸軍測繪局所繪。該圖因為是實測圖的略圖，經緯度並未標出，所以位置上或有些許的出入，但大體上應該是很準確的。此圖最大的特點是繪出住宅密度與空地。

圖17：民國三年(1914)日本繪蘇州圖

圖18日本人繪蘇州圖，確實的時間還無法知，但是經比對地名註記後，可以確定的是此與圖17繪製年代最接近，有共同的特點，只不過後者為黑白，前者為彩色。因此二圖大概都是繪製於民國二年至六年之間(1913-1917)。此圖把日本租界的建築名稱標誌地很清楚，如日本帝國領事館、日本帝國郵便局。

雖然日本自光緒二十三年以後在蘇州設有租界，但因為租界的範圍不廣，而且不像上海的外國租界，直到民國以後日本租界並未有大規模的擴張，所以在地圖上並未呈現如十九世紀後半期，外國人的上海地圖刻意不把華界縣城繪入的情形。²²

圖19是蘇州淪陷的次年(1938)所刊印的《最新蘇州地圖》，這是日本民間印行的蘇州地圖，此圖署名著作權與印刷者是小山吉三，東京日本名所圖繪社刊印，出光衛發行所發行。實際上是照抄高元宰所繪《蘇州新地圖》，而且因為不諳中文，所以地名注記發生許多錯誤。這張圖說明當時日本國內也很看重到蘇州遊覽古蹟一事。

圖18：民國初年日本人所繪之蘇州城圖

圖19：昭和十三年(1938)日本人所繪《最新蘇州地圖》

民國以後官方似乎並無重新實地測量以製作蘇州城市圖，直到民國二十九年(1940)汪偽政府建設廳技術室才有重新實測繪製的《吳縣城廂圖》（圖20）。可能也是因為官方所繪，故是民國時期繪製最精確的一幅地圖。至於為何汪偽政府在此時要費心測繪蘇州地圖，則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可能是戰時為加強城市控制的原因吧！圖中有趣的是日本租界內的街道名稱，比之前日本人所繪的地圖更詳盡，而此時的租界內的日本領事館已移到城內西邊靠近金門一帶。

圖20：民國二十九年(1940)汪偽政府所繪《吳縣城廂圖》

蘇州城市地圖所反映出的城市變遷景象

商業與娛樂重心的轉移

若將蘇州的城市圖配合文獻資料，適可以呈現出城市機能在空間上的變化。此節就是蘇州的商業與娛樂機能為例，說明兩者在空間上的變化。

明清以來蘇州的商業中心一直是在城西北的閶門與胥門一帶，以及城外上、下塘街和山塘至虎邱的三角地帶。如此城內城郊聯成一氣，形成當時蘇州主要的商業重心。自明代以來，蘇州西城之吳縣境內較東城繁盛，西北區尤為商業中心。嘉靖年間已是「公署王室以逮商賈多聚于西，故東曠西狹」，閶胥門一帶「僑客居多」。²⁴或形容明代的蘇州：「西較東為喧鬧，居民大半工技。金閶一帶，比戶貿易，負郭則牙儈輳集。」²⁵明清之際，此區的繁華曾一度中斷，到盛清時期此處仍是蘇州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乾隆年間為蘇州絲織業與棉織業鼎盛時期，閶門內外綢緞莊林立，棉布業字號也多設立在閶門附近。²⁶

城郊方面，閶門往西到楓橋的河道南北兩岸，在明代商業興盛，人口稠密；北岸有下塘街，南岸有上塘街，南岸尤為繁盛。²⁷不過，這一帶到了明末清初，工商業發展稍退。直到康熙後期才恢復舊觀，人口漸密，地價騰貴。²⁸由閶門出去往西北方向到虎邱山的這一帶，又稱為山塘，業已形成固定的商業市場，所賣的東西各式各樣，許多新奇的舶來品，令人目不暇接。²⁹

從當時的碑刻中留下許多同業之會館公所的歷史記載，圖係根據碑刻史料所繪之道光朝及其之前的同業組織空間分佈圖，圖中顯示這類同業組織的位置，上大多是在上述的範圍內。³⁰

蘇州歷經太平軍戰爭之後，商業重心呈現了些許的變化。過去最繁榮的虎丘山塘地區，遭受空前的浩劫。因為早先在太平軍尚未佔領蘇州時，清軍採堅壁清野之策，於是在蘇州最熱鬧、市場最集中的閶、胥二門外放火焚城外民房，烈焰四起，連燒十里許，三晝夜不停，而潰勇也趁機搶掠。³¹據當時而所目擊：「自山塘至南濠一帶，半成灰燼。」³²「自胥門北面起首，至閶門以西，延至山塘，無不盡燒。」³³據當時的日記顯示在城西楓橋一帶，原有夾岸萬瓦，「今無一椽存者」；「橋外市井頗復，橋內至城門皆荒土」。即使在閶門以內也受波及，自中市至皋橋已毀，只能偶見一二家起屋開店。³⁴

圖清道光朝及其之前同業會館公所分佈圖

戰後閶門以內越往城內中心的地區，復員的情形比較好，「皋橋以東及磨龍街等處，居然復舊」。³⁵因為閶、胥、盤三門都成瓦礫，反而不如齊、婁兩門較為繁榮。³⁶尤其是城中心的玄妙觀附近，因為受災較輕，再者天國王府大多建於城東一隅，城東購買力的增強，使得清末的玄妙觀前日趨繁榮而逐漸成為蘇州商業中心。³⁷在太平軍亂後的觀前街，較以往反而更為興盛，而玄妙觀本身亦安然無恙。原來在閶門一帶的商店都轉移至此，書肆、古董肆充斥，看起來比原來更繁榮。³⁸

圖是咸豐朝之後所建立的同業會館公所之分佈圖，從圖中顯示除了在閶門內附近以外，還有不少新設的同業行會位在城中心與偏東的地區。

圖：咸豐朝之後新建之同業會館公所分佈圖

圖：1920年代蘇州同業公會的分佈圖

民國以後，蘇州的商業與經濟重心，呈現出雙元化。圖是根據1920年代出版的《蘇州指南》³⁹一書內有關同業公會的記錄，所作成的分佈圖。再以金融業為例，圖則是根據《蘇州指南》內有關銀行與錢莊的記載，作成的分佈圖。這兩幅圖都呈現了一個傾向，除了原來的閶門內一帶，城中心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商業與經濟功能，如玄妙觀附近就許多銀行與錢莊集中在此。

圖：1920年代蘇州銀行與錢莊分佈圖

不僅是商業重心有了變化，娛樂消費的重心也發生類似的情形。傳統蘇州市民的重要娛樂之一，就是看戲。最早的職業戲班是在畫舫演出的，但隨著商業化的加深與市場的需求，到雍正年間，蘇州出現了戲館。傳統的戲館大多分佈在城西北部。據《消夏閑記摘抄》云：「金閶商賈雲集，宴會無時，戲館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又說當地戲館不下二十餘處。⁴⁰

民國以後，蘇州的娛樂文化出現新的事業。民國17年(1928)出版，由吳縣人周振鶴所撰的《蘇州風俗》一書中指出當時娛樂事業的新與舊：

吳中娛樂所有京劇院、新劇社、青年會、新民社、普益社、群樂社，有書報、彈子、運動、電影諸娛樂。餘如玄妙觀、方基，則皆為江湖鬻藝集會之處矣。中下流社會趨之。⁴¹

圖是根據《蘇州指南》所記載的新興娛樂場與茶館所作成的分佈圖，圖中呈現出1920年代蘇州新興娛樂業的所在位置。毫無疑問地，城中心觀前街之南的北局是這類娛樂場所的集中地。

圖：1920年代蘇州新興娛樂業與茶館的所在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蘇州城中觀前大街之南，所謂的「北局」，原為一荒地，四面多土墩，後建有小菜場一所，每晨菜攤羅列。隨後將土墩夷為平地，闢為大規模之商場，其中建築物最華麗者，即為新創設的新蘇飯店，以及東吳大戲院。在其對面有中央大戲院與其對峙。北局之北，即青年會，為基督教所建之機構，內有彈子間、籃球場與閱報室、浴室、西餐館、電影部等等。⁴²

綜而言之，蘇州於晚清以迄民國，不但商業中心有漸漸回到城中心的傾向。舉凡商場、銀行、貿易公司和各種類型的服務性和娛樂文化性設施都在觀前地區不斷興建起來。